国际舆论、国际政治与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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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理论探索。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作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修改完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结合《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和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内部参考》等史料，详细梳理国际舆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关注过程，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其不同态度和主要关注点，并从国际政治的视野重新对其进行审视。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理论探索。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作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修改完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以下简称《正处》)。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学术界长期偏向于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极少触及其国际舆论反响，也缺乏从国际政治角度对其进行审视。笔者经过多年的文献积累，现结合《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和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内部参考》等史料，详细梳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国际传播过程，并在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它的评论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政治对其进行分析。
一、国际舆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关注和报道
以《正处》公开发表为界，国际舆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关注和报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公开发表前国际舆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感到神秘和好奇
为了系统阐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此以前，毛泽东在1956年底指导写作《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该社论虽然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大多数国际舆论都将报道的焦点集中在“波匈事件”和“苏南论争”上，很少有国家关注到这篇社论所提及的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本人对“讲话”非常重视，但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并没有积极响应。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并没有进行深入报道，只是在3月3日刊发了一篇仅224字的简讯和一张毛泽东在大会上的照片。
虽然官方媒体对“讲话”的宣传不多，但是它却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和强烈兴趣。“讲话”当天下午，德意志通讯社总社就获悉报告消息，要求该社驻布拉格记者向新华社记者询问报告是否已经发表。3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国际部主任梅思纳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们对这个报告非常感兴趣，已经电告我们驻北京的记者，要他问问中国方面是否可以取得报告原文”。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和通讯社也对“讲话”非常关注。3月4日，路透社驻京记者漆德卫写道：“今晨在这里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上星期三在最高国务会议的一次会议上以‘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除了毛先生讲话的题目以外，这里并没有发表其他东西”。此后，漆德卫进行了追踪报道。而法新社、美联社和《泰晤士报》也发表了关于“讲话”的讯息。
由于当时我国官方媒体没有及时对“讲话”进行报道，因此毛泽东的“讲话”被国际舆论视为继赫鲁晓夫之后的又一“秘密报告”。英国《外事报道》在4月11日说：“环绕着这篇演说的神秘气氛引起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中国国内相当于赫鲁晓夫那篇轰动一时的报告的那种东西”。《纽约时报》在5月底还写道：“虽然这篇演说已经在中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引起反响，但是这里研究过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的人强调说，这是一篇秘密演说”。荷兰电台在毛泽东报告公开发表以后还提出：“这篇演说迟迟不公布使人联想起了赫鲁晓夫的著名演说，那篇演讲词也在冷藏库里储存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加以公布”。
由于外国记者无从知晓“讲话”的内容，因而引起了舆论对“讲话”的错误解释。比如，有国际舆论在3月份认为，“讲话”“可能意味着要中止政府在过去十二个月以来显然进行着的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化趋势，而恢复到四、五年以前进行几项运动时以及1955年攻击作家胡风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时的那种使国内处于紧张状态和严格控制的局面”。这个观点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显然背道而驰。
虽然大多数国外媒体只能通过《人民日报》等公开渠道来了解“讲话”，但有个别媒体通过秘密渠道打探到了更为详细的消息。在此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格鲁逊通过私人关系从波兰共产党官员那里拿到了“讲话”摘要。据此，格鲁逊连续发出了多篇有关“讲话”的报道。1957年5月1日，格鲁逊发表了有关“讲话”的第一篇报道，题为《红色中国的主义影响了波兰人——毛泽东关于党利用说服办法的意见受到华沙领袖的欢迎》。格鲁逊的报道很快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台北“中央社”驻美国记者在5月18日指出：“美国报纸本星期经常报道有关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所作修改的消息。这些消息的主要来源是华沙”。格鲁逊系列报道中影响最大的是6月13日的电讯。这则电讯公布了从波兰内部获得的“讲话”要点，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轰动。路透社、合众社等通讯社都对这则电讯进行了报道，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也发表专电，刊载了这则电讯。
(二)公开发表后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报道热潮
对于《正处》这一著作而言，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时间是1957年6月19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对其进行了全文刊载，这也是国际舆论了解《正处》的主要渠道，现在学界一般也将这一刊载视为《正处》公开发表的标志。
事实上，《正处》在此以前就已经公开面世。6月18日北京电台对其进行了全文广播。广播当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和合众社等各大通讯社就转播了这一消息。其中，合众社写道：“毛泽东在2月27日举行的一个秘密会议上概述的这个共产党新理论，今天由北平电台广播了”。
根据《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等新华社编印资料的统计，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对《正处》进行了报道。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报道《正处》最为积极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波兰。波兰除统一工人党机关刊物《人民论坛报》外，其他很多媒体也全文转载了《正处》，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苏联报刊虽然全文刊载了《正处》，但是并没有公开发表评论文章。而从资本主义阵营来看，美、英、法等国在6月18日就根据北京电台进行了报道，大部分国家在6月19日、20日也刊发了一些评论文章。比较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对《正处》的关注度和敏感度，大大强于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为什么要公开发表《正处》？有研究者认为正是因为《纽约时报》的抢先报道，所以毛泽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其公开发表。从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过程可以得知，这一观点基本上是臆测。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毛泽东修改发表“讲话”是为了指导国内的整风反右运动。事实上结合国际舆论对“讲话”的关注情况来看，《正处》的公开发表也是为了顺应国际社会的要求。比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5月9日曾向中国大使馆参赞表示朝鲜方面很关心报告内容，询问毛泽东的报告是否有正式文件。同一时期，新华社布拉格分社新华社几乎每天都要接到询问这一报告有没有发表的电话。苏联报刊的编辑也不只一次地问新华社记者，毛泽东的讲话会不会发表。印度共产党党内也有人说：“如果能看到毛主席的报告，一定会有很大的兴趣，目前，中国全国正在讨论这个报告，讨论后也许会发表这个报告，这在印共同志来说是不太习惯的”。
二、国际舆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评价与分析
(一)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不同态度
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正处》的态度出现了分化，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苏联和波兰这两个国家。
1.波兰等国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积极响应
社会主义阵营中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反映最热烈的国家是波兰。5月底，波兰记协和《青年旗帜报》编辑部联合主办了关于中国的“百花齐放”政策的讨论会。会议主持人认为：“百花齐放”政策在理论上的巨大意义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虽然不能盲目搬用，但根本否认对波兰的意义也是错误的。中国公开发表《正处》以后，华沙四种主要日报全文刊载了《正处》，《青年旗帜报》还转载了各国报刊对《正处》的好评。波兰各大报纸发表了评论文章。其中，《人民论坛报》写道：“我们以很大兴趣研究毛泽东同志报告。这是二十次大会后，第一个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试图在最近几年的经验中来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这首先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个事实并不减少其意义”。在波兰媒体的宣传下，波兰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正处》。波兰领导人不仅基本上同意和支持《正处》的论点，而且认为这些论点基本上适合波兰情况，并可在波兰加以运用。
此外，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两国也高度评价《正处》，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意义。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又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并认为：“在解决我们目前的实际任务中，毛泽东同志在其讲话中关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矛盾，肃反斗争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指导，有其特别的作用”。南共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指出：“虽然毛泽东的报告主要根据的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并且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但是由于它的重大意义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它已经超越出中国的范围，因为，每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必然要遇到若干这类问题”。
当然，波兰等国家在赞成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划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苏联官方和民间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态度迥异
与波兰等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官方在传播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时并不积极。最能反映苏联官方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观点的是赫鲁晓夫的表态。1957年5月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在采访赫鲁晓夫时，追问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矛盾”。同样，正因为苏联官方态度冷淡，官方媒体报道不足，因此，当时苏联大部分干部、群众对中国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政策不太了解，完全不知道的也大有人在，了解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人就更少了。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出于政治跟随的考虑，其官方态度与苏联较为接近。
苏联官方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态度冷淡，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思想理论上来看，苏联共产党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苏联已经过时。二是苏联的冷淡态度也有国际政治的考量。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不仅降低了苏联的理论影响力，而且成为东欧国家批评苏联的理论工具。英国《新闻纪事报》写道：“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已经成为攻击盲目屈从莫斯科的利器”。
虽然苏联官方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态度冷淡，但是苏联民间对其反应却很不一样。《正处》发表后，苏联一些学者对毛泽东报告表达“来自心坎的支持”。一些知识分子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来分析苏联社会中的矛盾。同时莫斯科等城市的大学马列主义讲师普遍自发地把《正处》列为试题之一。
(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局势的不同判断
1.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反映了中国的困难还是自信？
毛泽东为什么要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此，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局势尤其是经济形势发生了困难。这一观点在英国尤为盛行。3月5日，英国《泰晤士报》的电讯写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官方的演辞。但是大家知道，已经发生了困难，特别是在共产党和非党人士的关系、工业和农业方面”。著名的毛泽东研究者史华兹当时在解读《正处》时提出：“毛先生的讲话和他的官方报纸和电台发表的材料透露，现在中共同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的不满。经济的不满大概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并且反过来加剧了政治的不满”。当然，也有舆论认为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表明中国的力量和信心在不断增长。美国国际新闻社在4月底指出：“共产党人自己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内部有困难的消息，可能表明共产党人的力量和信心正在不断增长，而不是相反的意思”。
《正处》讲话以前，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困难，也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将这些因素夸大，宣传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尤其是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既与事实不符，也不乏反华的用意。
2.中国是否出现了“自由化”的萌芽？
毛泽东在作出“讲话”以后，一些西方媒体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认为中国将出现自由化。路透社记者漆德卫写道：“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这次运动一点也不会限制在过去一年中明显存在的实现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和使内部紧张状态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的趋向”。巴黎《人民报》在6月14日则直接指出：“共产党中国在自由主义化。这种演变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正处》发表以后，西方媒体的态度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媒体继续坚持认为中国将自由化，并提出西方国家应该帮助中国自由化。《约克郡邮报》写道：“西方的政策应当是用各种方法鼓励目前已经在中国出现的比较自由的趋势”。也有一部分西方媒体则持相反的观点。英国《时与潮》杂志指出：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只是为了要消除那些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内部不和的紧张气氛，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支持中国的自由化。
西方媒体在这里所讲的“自由化”指的是民众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西方媒体，还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双百”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都存在一定误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进行经济建设。
3.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如何分析中苏关系？
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苏共的有关理论主张确实存在分歧，这也为资本国家的媒体所捕捉到。美国《时代》周刊认为：“毛泽东否认了苏联政治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共产党的国家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二是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矛盾，因为党自动地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合众社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对俄国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重要的和基本的修改”。个别媒体根据这一理论分歧，认为中苏之间存在政治分歧，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分裂。《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出：“现在的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像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党情报局时代那样，它已经不是统一领导之下的一个整体了”。
此时中苏之间的理论分歧还是存在的，但是当时的理论分歧还没有走到政治分歧的地步。当然，毛泽东本人当时在中苏关系上的心态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逼迫毛泽东需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以便获得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毛泽东希望摆脱苏联的限制，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国际政治的推动和影响
(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非斯大林化运动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直接来源应该是波兰、匈牙利事件，而深层次来源是当时风行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波匈事件，还是苏南论战，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如何根据本国情况来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说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是以一种政治批判的态度来批评斯大林主义，那么波兰和匈牙利则是以政局动荡的方式来表达对斯大林主义的抗议。当时，中国虽然没有走到非斯大林化这一地步，但是的确开始公开反思斯大林主义。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
从“破”与“立”的角度来看，1956年下半年爆发的波匈事件和苏南论争虽然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破”，但没有“立”起什么来。比较而言，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当时非斯大林化运动中的确起到了“立”的作用。这一作用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认可。波兰学者伊萨克·多伊彻指出：“赫鲁晓夫尽管言词激烈，尽管作出可怕的揭发，只是提出了一种否定性的批评而已。他斥责了斯大林的错误和滥用权力，却没有攻击斯大林独裁制度的政治经济基础”。波兰统一农民党中央机关报《绿旗报》总编辑格腊德对新华社记者说“如果说赫鲁晓夫仅仅是从道义上批判了斯大林的话，那么毛泽东才真正是从理论上批判了斯大林”。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在消极地贬斥过去”。印度《闪电周报》指出：“中国的这个文件是至今为止最彻底的申斥斯大林主义的文件。事实上，毛主席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唯一可能代替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这样把赫鲁晓夫同志对斯大林元帅的揭露引导到它的明智的、哲学性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不仅进行了价值引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英国《观察家报》写道：“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手腕也有助于促进俄国和南斯拉夫关系最近的和解”。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阿约艾·高士指出：“这个文件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运动的团结。因此，它是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有力武器”。
(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中国对外交往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既是中共理论崛起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中国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成果。英国《观察家报》指出：“现在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迹象表明：从去年秋天毛泽东居于共产主义阵营内所有主要的理论上和政治上争论的仲裁者的地位以后，他在中国的古老的历史中第一次使中国成为一个过问欧洲事务的国家”。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此时对欧洲事务的过问赢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同，同时还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空间。
在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这一时期，苏联出兵匈牙利，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预。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中所提出的说服教育、大鸣大放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和苏联的军事干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和学者进行了热议，他们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成功地把共产党的专政与民主自由结合起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分析《正处》时指出：“它表明，不论在什么地方有了进化，而不是革命，共产党的领袖们已经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迫，避免进行斯大林时代那种粗暴的法制”。史华慈在评价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时写道：“毛先生现在认为，一个国家愈接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内部敌人也愈少起来，因此应该实行宽大的办法”。
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在当时的确改良了西方世界对于共产党的外部形象。当时，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明确指出：《正处》“多少缓和了西方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恐惧”。
马克思主义外部形象的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环境。《苏格兰人报》认为，《正处》的主旨就是：“中国对西方说来应该是比较容易交往的”。《正处》也引起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官的注意。一些国家也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封锁政策。
(三)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毛泽东和中国的崛起
不管人们是否赞成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个理论的确让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了理论权威的形象。匈牙利通讯社社长在评价《正处》时提出：“毛泽东同志是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思想家”。新华社华沙分社的波兰籍助理说：“我所认识的同志都认为：今天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经济中心在莫斯科，但政治、理论甚至道义中心却在北京”。罗马尼亚一位记者在同新华社记者谈话时说：“罗马尼亚的一般人，包括记者和我个人，是把毛主席列在马、恩、列以及斯大林(除去他的错误不算)的后面的，是被公认为一个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家和思想家，当代最伟大的共产党领袖，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和实践家的”。一些苏联学者在看到《正处》以后对毛泽东大为赞赏。苏联历史学通讯院士在读了《正处》后说：“许多人都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今天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袖。别人也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都没有他做得好。共产主义者从这篇演讲得到鼓舞”。莫斯科一位对外贸易学院讲师说：“苏联人忙忙碌碌，在理论方面落后了，对实际问题没有作分析。毛泽东同志的演讲使苏联人开了眼界。这说明苏联人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那样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
资本主义阵营基于《正处》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也给予了毛泽东很高的评价。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正处》“无疑是近代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并认为毛泽东在《正处》中“再次表现他的众所公认的政治天才，在着重处理国内问题(其中有些是严重和急待解决的)的时候，他为整个共产党世界树立了满怀信心、充满力量和现实主义的榜样”。路透社在7月初指出：“今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宣言受到欧洲每个共产党国家全神贯注的倾听，西方国家也怀着相当大的兴趣倾听……在这篇文件中有许多是使莫斯科派的正统共产党人感到吃惊的。特别是，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包括一国的领导者与其人民之间的矛盾在内——的学说”。
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确打破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资本主义阵营甚至有人将毛泽东当时的理论探索视为争强好胜，是力图与赫鲁晓夫抢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有英国专家则直接提出，毛泽东的《正处》是在于要求得到世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夺权论确实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中国学界仍有很多人接受这一观点。事实上，夺权并非毛泽东理论创造的目的，而是结果，其效应也远非仅此一项。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理论创造也会得到苏联学界的认可。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毛泽东思想”只是代表毛泽东作为政党性领袖，那么《正处》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毛泽东开始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家。《纽约时报》认为：“毛泽东最近对共产党理论作出的贡献表明，他可能成为现代共产主义理论家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继承者”。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这篇讲话将影响其他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也许，这篇讲话将最后使毛在亚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媒体的这些评论不乏离间中苏关系方面的考虑，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能够获此殊荣。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衰落首先表现在军事上的话，那么现代中国的崛起也最先表现在军事上。朝鲜战争让全世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但是大国的崛起除了军事，还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作为支撑。在笔者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现代中国在思想和文化上影响世界的一套重量级理论。政治理论作为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部分，在近代以来时常与政治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出现往往能够提升该国在世界的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周兵，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讲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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